就中國鋼鐵工業而言，高度依賴進口礦石的中國鋼鐵工業原來將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大鐵礦石巨頭視為鐵礦石貿易價格談判的主要對手，而將印度作為制衡三大巨頭索價能力的有力砝碼。正是在三大鐵礦石巨頭數次大幅度提價的背景下，印度躍居中國第二大鐵礦石進口國，2006年向中國出口鐵礦石7478萬噸，占中國進口鐵礦石總量（3.263億噸）的23%；中國五礦商會“北京價格”也對印度鐵礦石價格發揮了基準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印度的鐵礦石出口稅將明顯削弱中國在未來鐵礦石談判中的談判地位。

 

這次意外的沖擊主要還是暴露了我方鋼鐵生產增長過快、對進口鐵礦石需求過于旺盛的弱點。就產量而言，中國粗鋼和鋼材產量增幅已經連續數年超越20%，生鐵產量增幅也在20%左右。按照國家統計局統計，2006年，中國生鐵、粗鋼、鋼材產量同比分別增長19.8%、19.7%和25.3%。按照國際鋼鐵協會1月22日發布的統計數據，2006年全球鋼產量創造12.39億噸的新紀錄，其中中國鋼產量為4.18億噸，占全球鋼產量的33.7%，位居第一，相當于第二大產鋼國日本（1.162億噸）、第三大鋼產國美國（9850萬噸）產量之和的194.6%。對方之所以敢于冒著減少出口收入等風險開征出口稅，恐怕就是認定即使加價中國也必須保持乃至增加進口鐵礦石，而且中國企業難以集體行動。　　

 

而中國鋼鐵產量之所以在政府三令五申限制的情況下仍然迅速增長，固然有實際需求拉動的作用，但主要原因還是由于鋼鐵工業集中度太低，企業投資和擴充產能沖動過于熾烈，在較低端產品上自相殘殺。這種情況不僅吹起了鐵礦石需求的泡沫，而且導致我國企業在鐵礦石進口談判中難以形成集體意志和集體行動，并由于增長產量過快涌向國際市場而招致貿易爭端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必須堅決地調整鋼鐵工業結構，用鐵腕關停未達到技術經濟標準的鋼鐵企業，遏制鋼鐵工業過分熾烈的投資和擴充產能沖動，優化、提升鋼鐵產品結構，提高產業集中度。為了有效實現這一點，需要注意兩個關鍵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改進現行屬地征稅原則，因為企業合并后總部所在地政府將獨享企業所得稅，這顯然對于大企業、跨國公司總部集中的大城市和東部地區有利，對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區不利，形成“劫貧濟富”的區域轉移支付機制，加劇區域發展失衡。不少地方政府抵制鋼鐵產業重組，此為重要原因。為此，需要改進財稅制度，讓不同地區合理分享合并繳納的稅收。　　

 

其次，在一些民營企業及其代言人已經形成強大利益集團并多次俘虜國家政策的背景下，必須強調，對一些民營鋼鐵企業，我們不能存有葉公好龍之心，在某種先入為主的對私營經濟的偏愛和幻想驅動下，口頭上贊同環保、勞工權利、廉政等人類社會基本價值，一旦涉及私營企業就要求對他們法外開恩，這種做法除了破壞國家法律法規尊嚴，踐踏環保、勞工權利、廉政等人類社會基本價值，造就一個無法無天的原始積累資本家階層之外，不會有任何作用。